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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实现六大转型
 
 
[作 者]      [发表时间] 2006-8-8

 

“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实现六大转型

中国城市网特邀城市观察家   中国城市网专家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叶裕民教授





叶裕民教授认为: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将实现六大转型:



1、第一大转型是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的转型。



2、第二大转型是城市化发展的速度的转型。



3、第三大转型是城市化本身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型。



4、第四大转型是人口流动结构的转型。



5、第五大转型是中国城市区域结构的转型。



6、第六大转型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的转型。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我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大方向上会有一个重大转型,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让位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虽然其他的很多方面也同时在推进,但是被弱化了。最近若干年,我们的经济确实得到了一个世界性的崛起,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由于经济的份量非常地重,导致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在不断地积累,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和很好的解决。而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经济和社会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矛盾积累到很大的程度,势必会反过来限制影响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我国十一五期间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就是开始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了社会的文明的建设,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而且可以把经济速度适度地放慢一些,追求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把这个想法提到了一个战略的角度来思考,而且作为一个未来时期的国家战略来转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现象。它将为未来时期中国的平稳发展,为整个十多亿中华公民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为减少社会冲突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和宏观指向。这是我对《建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



      具体到城市化来说,我感觉我们的城市化的政策比十五期间更加成熟了,更加科学了,科学的内涵更深刻了,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了。主要表现为:一是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化数量的扩张转变到现在更加追求城市化的质量了。《建议》里面的很多条目都在关注着城市化的质量问题。由注重城市化本身向营造、创造城市化发展所必备的条件过渡,更加注重健康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两段话中,第一个体现是在城市的大的发展方向上,开始明确地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开始关注人类发展、城市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以及土地和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个体现是提出来要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户籍和流动人口管理的办法。我觉得这是我国亟需出台,亟需改进的制度。虽然在《建议》中还不太具体,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要建立和城市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流动人口制度,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实际上就是这几个制度,现在严重限制了整个城市化的发展,进而又限制了整个信息工业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还提到要怎么利用城市规划来改善人居环境的问题。我想这个人居环境不仅是指的城镇人的居住环境,还包括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整体的、国民的人居环境。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我想它在指导思想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还有一个大的体现就是在城市群上,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要以城市群为主体了,小城镇是提重点发展小城镇,我觉得这个大的路子更加科学合理了。但是我也觉得在城市化的宏观定位上还不是很明确,或者说定位得不够到位。在“十五”规划里边,城市化是一整章,用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我们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问题。可是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里边,它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我数了一下,大概是337个字,份量不太够。这可能和我们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有关系,我们担心把城市化提的份量过重,会加剧这些矛盾。比如说失地农民的问题可能就和这个有关系。但是从研究城市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推进城市化是整个十一五期间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这些矛盾,只能是正面地去面对它,并且采取非常果断的举措去解决它,而不是为了避免矛盾,尽可能地不去提它,这可能会加剧矛盾的积累。



      在这样的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我想未来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实现这六大转型:



转型之一:基本指导思想的转型


      第一个转型是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数量的增加,转向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我认为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我们被化的不是一个完全人格的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的整个人格,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尊重,更不要说依附于他们之上的孩子、老人,他们的家属,更没有进来相应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城市化只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的。他在这个城市里边确确实实地存在,从事着非农产业劳动,但是连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城市化。他虽然在你这里居住,但是城市没有给他任何居住条件,大量的人没有在城市里边,没有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服务,而在农村里边又没有享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所以他的素质比较低,进入城市里边属于城市的边缘的阶层,收入比较低,没有能力购买商品住宅。对于城市来说,对于我本市买不起商品住宅的居民,是要提供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的,但是对方不给提供,所以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不给提供怎么办呢?他只能到周边的农村去租农民的房子,而那个房子又被我们的政府宣布为非法住宅,所以他们长期居住在一个非法的环境当中,这个非法的环境是受不到法律保障的,我们政府随时说拆就拆,北京也有过多次这样的举措。特别是去年深圳的做法我觉得是很过分的,去年5-7月间深圳拆了大约3000万平方米的所谓城中村的住宅,100-200万人在几个月内被赶出深圳,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且有10多万甚至更多的孩子失学,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是我们的政府对此基本持一个沉默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这些流动人口长期不被承认,他们长期以妻离子散为代价来推进城市化,这就在城市里深深地打下了一个危机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的主体,主要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入城市的成年人,他们的忍耐性是很强的,再到下一批,新一代的城市化的人起来了,他们和他们的长辈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再像长辈那样具有忍耐性,对社会的不公平那么能忍受,能默认,他们将会要求自己的很多的权利。这些人又分为两拨,一拨是受到比较好的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起来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格保障要求很强烈,对社会的不公平会以自己的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可能会引发深层的社会问题。还有一拨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导致的,就是我们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太忽略了,导致现在的农村基层由于农村的财政不能得到保障,农村基础教育不能得到保障,使得农村现在失学的人口比重很大,在我看来,全国平均大约有1/4左右适龄的孩子没有接受完基础教育,而那些接受完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又很差。这些人的思想道德上没有一个边界。所以这一批孩子,如果当他们进入城市,城市里边又是这样一种制度状态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真是要很引以为重视了。最近我在研究中国的城市发展史,由路甬祥院长主编的一套可持续发展总纲中有一本书叫《中国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其中有一章讲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我读着读着就有一种感受,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辉煌,可是这种辉煌常常毁于社会动乱。一个社会动乱一场战争,把积累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文明毁于一旦。虽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战争会来临,但是这种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的动乱会对城市的文明以极大地毁灭,或者说我们会付出很多的成本,这种成本是和你的发展文明程度没有关系的。比如巴黎,流动人口也可以让它付出极大的成本,那个其实还是少量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现在是1亿多,将来还要发展到2-3亿,这种社会管理的制度,这种国民生存的状态如果不能得到一个根本的改变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为此付出成本,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



      我感觉十一五期间我们开始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型,对此我真是觉得很安慰,那么将来我们就要去进一步地细化,看哪些东西必须是第一步要去做的。比如基础教育,我们在会上就提出来,我们说我国未来十年才能解决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学生不交钱的问题,我们说十年太长。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现在没有理由说我们做不起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我觉得未来3-5年就得做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转型,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转型,是我们基本指导思想的转型,我们也是非常迫切地需要这么一个转型。我想这样一个转型在具体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可能会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或者说我希望能够在以下五个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个就是在城市里边,可以实现基本无障碍的接收农村孩子入学。进入城市工作的人的孩子,能够无障碍地到城市里来入学。实际上对于全国来说,这是以最低的成本进行义务教育的一个最好的条件。因为城市里边万人一所小学,它的投资是有规模效益的,在农村一万个人分散到很多的村里边,所以在农村基础教育实际上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如果想要降低基础教育的成本,那么就要促进、推进城市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已经进入城市的人的孩子,应该做到无障碍地接收他们入学,这是第一个。要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我想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制度需要改革,就是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们现在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由地方财政拿出来,那么就导致了我北京为什么要拿钱为你河北的孩子培养呢?因为那是你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相应地建立一个以中央财政为主体,地方财政为辅助的这样一种基础教育的投资制度。



      第二个,我希望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能够强化对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全面的培训,同时建立一个公平的劳动力的流动市场。我们在各种就业上不应该再有户籍的障碍,主要是根据劳动力的素质来流动。现在新一批进入城市的,有很多上了职业学校,但是还有一批人可能没有机会上职业学校,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应该有机会让他们全面地参加培训,而这种培训我觉得又有两个方面的培训。第一就是要让进入城市的这些居民们广泛地知道,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城市秩序,比如不要到高速公路上去乱跑,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程序,要让他知道是什么秩序,有什么后果是你要担负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告诉他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我们的农村的基础教育太弱了,甚至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纳入小学的一些辅导教材里边。第二个就是对那些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看看怎么让他们进入一个全面的职业培训。比如对企业,或者对劳动力本身,怎么去做一个要求,对他们进行培训。其中我觉得德国有一点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农村进来的,只要你被证明是贫困,或者是失业,或者是低收入的群体,那么你可以申请免费参加职业培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德国在19世纪下半期就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免费的职业培训,对于一个班来说,比如说我这个班50个人,加进10个人来,对老师来说实际上边际成本是很低的。但是如果长年如此,这么多的学校,长期以往,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给他一个在城市生存的起点,给他一个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城市里边慢慢地,由边缘阶层转向核心阶层。其实城市化被化的这些劳动力,长期在边缘阶层就业是很不正常的状态,城市化就应该让大量的人,由低素质的、低效率的劳动转向高效率的劳动,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才能提高。高效率的劳动是城市的核心部门,所以应该让大量的人能够进入核心部门,新兴工业化新的队伍素质才能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这大家已经得到共识了,就是要逐步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纳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实际上起了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功能,因为在这个产业结构急速变动、企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失业是种常态。其实我们的下岗和失业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带来的,没有国有企业改革,也会有正常的失业,因为企业倒闭了之后就会有失业。上海原来的产业结构以纺织为主,后来纺织不发展了,发展制造业,那么纺织业就要失业,所以失业是常态。那么失业以后呢,我能拿到正常的失业保障,在这个失业保障一年的过程中,我再去学习,再去从事新的就业,然后我又进入稳定态了。医疗也是一样的,在人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的时候,通过社会保障的救济帮他渡过难关,使这个社会能够平稳运行。这是社会稳定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我们的制度汇集到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的身上,所以使得我们的城市化动荡不安,北京市的很多案件的起因就是因为农民工找不到事情了,想回家又没钱,这个时候他就抢劫买票回家,很多起案例都是这样的报道,那么这就是失业保障的问题了。



      失业保障还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因为农民在农村土地是保障,进入城市以后,如果他拿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农村的土地他是不会放弃的,或者是不愿意放弃的。那么土地的利用效率肯定是很低的,土地的规模经营就没法实现,农村的效率就没法提高,建设新农村肯定是做不到的。建设新农村有两点,一是提高农民收入,一是提高农业产业效率。而提高农业产业效率,又是提高仍然留在农村里的农民的收入的一个前提。所以我觉得这还涉及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能够得到建设的一个外部环境。


      第四个是管理的落实,我觉得我们应该逐步建立面向全体国民的城市公共住宅制度,而不只是面向本地居民的公共住宅制度。流动人口中享受合法的健康住宅的比例要有大幅度提升,这涉及到公共住宅建设的问题,原则上应该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公共住宅的服务范围内。鉴于现在我们的城市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为那么多人提供健康住宅,我觉得一个可能的作法就是和郊区的农民协同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允许郊区的农民建合法的住宅,为流动人口提供住宅,那么需要为流动人口提供的这种公共住宅也得是健康住宅,就是说必须有独立的卫生设施,这种住宅也是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强调的,所有的居民都必须进入健康的住宅,它认为这是提高居民身体素质和减少流行病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第五个,我觉得城市管理的一个具体化的落实就是我们的城市规划需要全面考虑流动人口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现在做的城市规划很少考虑流动人口的要求的,包括基础教育、公共住宅,甚至很多水、电、交通,都很少考虑到他们的要求,现在有的城市是把流动人口折以0.6的系数来考虑,那也是不够的。这就导致了城市的公共设施承载力不足,导致了城市的全面紧张。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做城市规划的时候,要考虑流动人口对公共设施的基本需求。实际上他们的流动性更大,对很多基础设施的消耗甚至更多一点,比如说对公共交通和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要求。



      这是我感觉到的十一五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大的转型,在我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型。



转型之二:城市化发展速度的转型



      第二个转型是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将会由快速增长转向持续稳定的增长,绝对增速会有所减缓。1996年到2003年,我们的城市化平均增长速度是1.44个百分点,2003年到2004年开始下降到1.3个百分点,下降了0.14个百分点。2004年的资料显示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觉得未来的速度可能还会下降,十一五期间可能是0.81个百分点左右,再以后可能是0.6-0.8个百分点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样一个速度。城市化增长的速度下降是两个含义:一是城市化还会持续扩展,还会增长,但是增速会下降。城市化会增长无疑是国家发展所带来的,那么增速会下降我想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会趋于减缓。因为我们前面整个20年来的城市化,主要是以前几乎数百年都没有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所以对农村的半中老年、中年和青年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吸引力,50多岁也有一些,但主体是15岁到45岁之间的这种流动,而现在高年龄段的流动已经基本上趋于尾声了,以后进入城市的人主要是新增劳动力。由于年龄段变窄了,所以人口的绝对流动数量会有所减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前8年的城镇化速度与“五普”期间新增的6900万流动人口是有关系的。把这个6900万分摊到1996年以来的城市化速度中,使得这个期间城市化速度大为增长。而这个1.441.3个百分点,其实原本就高于它本来的城市化速度。那么在未来,“五普”的资料消耗完了以后,它就会回到原位,那么从“五普”摊上去的这一部分也会减少。由于这两个原因,我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会有所减缓。如果说还有第三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和我国的非农产业的就业扩张的能力有关系。因为正常的城市化的过程是通过非农产业的就业的扩张,然后带来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再把他的家属带进来,是这样一个健康的城市化的过程。如果按照0.8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年新增城市人口比如说1500万,我们按健康的城市化去估计的话(所谓健康的城市化,就是承认城市里边的流动人口,并且允许他们带眷,按1.5的带眷系数计算),每年必须要新增非农产业就业1000万,加上1.5的带眷,1500万,才能完成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新增1000万的就业,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实际上从1997年到2004年,我们每年新增非农产业就业是690万,按700万计算的话, 1.5的带眷系数,也就是1000万人口。如果按1000万算的话,就是0.6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0.6个百分点就是这个概念。我们预测十一五期间,由于社会关系理顺,推进新兴工业化,那么我们的就业速度会有所扩张,会由现在的每年增700万扩张到每年新增1000万,这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一个很快的增长速度了。以此为基础,我想再加上制度的创新到位,1.5的带眷系数实现,0.8个百分点才能实现。所以原来建设部提出1个百分点,这次我们给建设部做规划的时候提出1个百分点做不到,因为我们是做的一直到2020年,所以提0.6-0.8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因为一系列的惯性还在,可能会是0.8-1个百分点,再往后是0.6个百分点。根据这样一些推断,我们觉得未来可能是0.8个百分点,如果能健康推进的话,我觉得中国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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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三: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型



      第三个转型是城市化本身的战略指导思想会发生一个重大转型。我们将与建设新兴工业化发展相适应,谋求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重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的转型,不再以小城镇为主体来走城市化的道路,也不是走分散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的道路,是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依托,走一条聚集型城市化的道路。它的主体是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十一五规划建议也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有条件的地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小、就业多、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城市群。所谓新的城市是指的原来三大都市群之外的新的城市群。我们在给建设部做规划的时候,提出了现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有12个城市群,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辽中南、武汉、闽东南、关中、成德绵、长株潭和长吉城市群。另外,还提出未来有15个潜在的城市群。我觉得在研究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当中又有另外一种极端,包括有一次我们和日本人开研讨会,他们提出来一种方案,现在国内有很多学者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就觉得要非常地强化原来的三个老的三角洲的作用,说日本的三大都市群人口能占全国的一半,GDP占全国的60%,我们现在占的还不到10%,说这个比例太低了,我们也要做到那个比例。其实我很赞同城市群的发展,但是我反对把这三个城市群做到50%,这在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日本是1.26亿人,它可以三个城市群承担一半,承担一半就是6000多万人口,中国是13亿人,要一半的话那还了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城市群有个适度集聚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即便是城市群,也不是说所有的城市群,包括现在发展势头很好的城市群,都非要去大量地扩张它。比如说京津唐城市群,我们觉得是要适当限制的,因为它的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特别是水资源能力有限。我们现在只是说没水就调水,可是有没有考虑到调水的一系列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对整个沿线的环境成本现在还未知,对长江流域的环境成本也未知。就经济成本来说,这么贵的水调进来,是由居民还是企业承担?如果让企业承担,企业的商务成本急剧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也会提高,这会对城市造成什么效果呢?如果真正会提高企业的商务成本的话,企业由此可能会发生一些空间上的转移。现在在杭州已经有这种现象,杭州的房地产价格高,由于提高了企业的商务成本,杭州的很多IT产业转到上海,上海的房地产有的比杭州的还低,那么北京会不会发生这种转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由公众承担,由政府财政能力来承担,我们的政府财政有没有可能长期持续地面向这么多的人去提供基本生存资料。所以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缺乏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地区,一定要严格限制。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限制人口。怎么限制人口规模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北京市有人提出来限制要靠户籍。靠户籍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是不符合规律的。那么怎么做呢?现在在很多发达的城市已经接受了的一个经济路径,就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使我的产业结构走技术密集型、高深加工的道路,那么同样的GDP只要很少的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它往外搬迁。现在佛山和杭州都在采取同样的措施,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没有优惠了,没有优惠发展条件就不好了,因为别的地方有优惠,它就去别的地方了,它一走,把劳动力都带走了,是这么一种状态。另外进来的是高素质的企业,拿的是高工资,高工资能支撑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又是新的一个良性循环。第二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城市用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设立城市增长的边界。在行政上设立一个边界,比如假定说北京现在五环以外就不扩张了,那么怎么不扩张呢?就是我的公共服务不到那了,自来水不到那了,垃圾处理不到那了,公共交通不到那了,这样的话,那些地方就不可能有人,新的生活区不可能起来,新的企业也不可能在那生存,那么就控制住了。应该是通过这种手段,然后未来的发展通过土地存量的调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走一条质量的道路。这种设立城市增长的边界的作法是很多国家、很多城市都这么去做的,包括美国,我们暂时还没有做,但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下一步肯定要做的。那么以城市为主体,它的内涵就是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的道路,城市群里边拥有很多的城市,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镇。我们未来的全国城镇体系当中,城市应该是主体,而不是镇是主体。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包括和日本、美国城市规模结构的比较,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每一个规模等级的城市的平均规模是基本合理的,比如说从20万到50万人我们称之为中等城市,现在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已经把它称为小城市了。但是这个规模档次不管怎么叫,20万到50万人口的很多城市的平均规模,中国是31.2万,日本是32万,美国是32.8万,诸如此类,我们和日本,和美国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的平均规模基本一样,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等级城市的内部规模结构上是合理的。未来我们城市化肯定要增加城市,我们8年没增加城市的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的,设置标准肯定要再修正的。那么未来城市怎么增加,哪一个档次的城市最紧缺?通过和日本、美国的对比,我觉得中国3万人到50万人的这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是最缺的,所占的比重大概比美国和日本平均的比重要低712个百分点。100万以上的比重,低于美国高于日本,基本上处于一个中间过渡带,谈不上合理还是不合理。3万人以下的小镇,我们的比重是59.3%,日本是13.1%,美国是11.9%,这就是说我们的小镇还是太多了,而小镇不具有聚集经济效应。那么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建议第一是要修正我们的设置标准,包括上次我们和汪部长谈,我们就说建设部没有理由这么长的时间完不成修订城市设置标准的任务,导致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城市是减少的,而1亿多人口进入城市没有新增一个城市这是不合理的。很多镇在建制镇的设置下去做着城市的事情,那么就导致了对镇的讨论的混乱。现在对建制镇的讨论有两类观点,一类就是建制镇、小城镇可以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其实他们真正指的是那些大镇,东莞的长安镇75万人,早就不是镇了。另外还有一类观点,比如我就经常说小城镇不能作为中国吸纳劳动力的主体,小镇是在数量上是我们镇的主体,小镇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争论看起来是两个观点,实际上是没有差异的,只是我们指的对象不同。与其这样,我们不如把镇一分为二,把那些具有聚集经济效应,能够吸纳非农劳动力就业的镇称之为城市,也就是修订城市设置标准,降低设置标准。未来我们的设置标准要针对3个问题来修订,现在的问题是设置标准太复杂、设置标准太高、设置标准不统一,那么未来就要简化设置标准、降低设置标准、统一设置标准。我觉得达到3-5万人口的这样一个聚集地就可以设置,因为它已经初步具备了聚集经济效应,服务业会到这聚集,服务业到这一聚集,生产环境就好了,企业也到这来聚集,那么我们的公共服务也达到初步的聚集效应,就可以设置。3万人以下的我们就称之为镇。城市和镇我觉得不是规模上的差异,最根本的是功能上的差异。城市是一个国家高效率的非农产业的聚集地和人类享受文明的基地,镇应该是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的一个空间依托。将来我们的农村的公共服务靠谁提供?靠小镇,靠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镇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为那些愿意进镇来生活的农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的空间。如果说有产业的话,主要是为那些大量的绿色农业产品的流通、交易提供一个基地,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一些功能。在这样的小镇内还有少量的面向农村市场的一些一般性的日常的加工业,比如面粉加工、碾米。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因此我觉得未来的小城镇可能将两极分化,一部分成长为城市,另外一部分它的功能将发生转型,淡化它的产业功能,强化公共服务的功能,这是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保障,不要现在所有的镇都追求产业的发展,都搞工业开发区。我跟他们说你招商引资引不来是正常的,因为不符合产业聚集的规律。它的功能应该转型,强化公共服务的功能,这是对结构来说的。



转型之四:人口流动结构的转型



      第四个转型是人口流动结构由单一的劳动力流动为主向以家庭流动为主转化,带眷系数会提高。下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不仅是劳动力,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进入城市。我觉得必须把第一个转型,把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的转型落实到位,把城市里边面向农村人口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落实到位,这个转型才能到位。而这是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重要的体现。如果最后不能体现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健康的城市化道路还有待探讨。什么叫以人为本?每一个劳动力都有作为人的基本的需求,如果妻离子散,家庭都不在一起,他怎么去尽孝。老无所养,幼无所育的情况要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然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推进这个过程,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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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五:区域格局的转型



      第五个转型是中国城市化的地区格局将呈现部分的变化。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但是中国城市化的区域格局将呈现部分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表现在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上。在十五期间我们的迁移距离大概是近邻迁移,所谓近邻迁移是指县内各乡镇之间的迁移,这大概占35%左右;然后是中程迁移,中程迁移是指的省内跨县市之间的迁移,大概占25%左右,两者大概占70%;然后剩余的大概30.1%左右属于远程迁移,就是跨省的迁移。未来时期,随着我们城市化管理的转型,随着带眷系数的提高,远程迁移的比例会适度增加,而且随着城市群战略的落实,一系列具有全国意义的城市群的兴起,跨省的迁移比例会提高。其次,中程迁移的比例也会提高,短程迁移的比例会下降,迁移到近程小城镇的比例会下降,大概会是这样一个格局。远程迁移我觉得比例可能会达到35%左右,甚至还高一点,中程迁移也差不多,可能会由原来的25%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么具有全省意义的城市群会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作用,会比前一个时期的作用突显得最为明显。近邻迁移的比重可能会由35%下降到30%以下。从全国的区域格局来看,我觉得十一五期间沿海地区可能还将是中国进入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它除了原有的城市群之外,一些新的城市群,像山东半岛城市群,闽东南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城市群,包括浙东南城市群,温台城市群,还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它们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比中西部地区要快,因此我觉得沿海还是一个第一的力量。



      那么在沿海三大城市群当中,京津唐城市群的发展势头是很好,但是我们应该人为去限制一下,因此我不赞同再大量地增加。而长三角我觉得未来是可以再扩张的,包括它的土地集约程度还可以再提高,人口密度还可以再提高,整个长三角的空间分布还可以沿着长江再往西推进。但每个城市之间会有绿化带,不会是连片的一个一个城市,而是形成一个合理的大的城市网络,这肯定还是未来中国最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网络。珠三角未来的发展,我想肯定会发生一个转型。原来的那种“三来一补”的产业,现在已经非常明显都在往内地走,而珠三角本身会进行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推进的过程,那么它的一般性劳动力可能会随着“三来一补”的企业向内转移,可能会是这么一个转型。因此未来时期珠三角对吸纳劳动力的贡献率可能不如前一段时间有那么快地提高,可能会趋于缓和。



      中部地区十一五期间可能仍然是中国的流动人口的主要的迁出地,原因主要是中部地区的人地矛盾仍然是最尖锐的,而且他的这种致富的意识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要强烈得多,所以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出来。由于自然成长,每年新增的就业群体在中部地区的这些城市群不能够被完全接收,还会向沿海迁移,因此构成中国流动人口主要的迁出地,这个格局可能在十二五期间会发生一个转型。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格局会发生一个转型,可能会由人口的净流出区转变为净流入区。我对东北的振兴其实还是看好的,虽然他们的障碍非常地大,但是东北地区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它是水土、人地各方面资源结合得相当好的一个区域。要是有好的外部冲击,政府转型足够,国有企业改革能做得好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性的增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会由劳动力的净迁出区转为净迁入区。实际上当前东北的流动人口也是迁出很少的,净迁出大概是40.4万人,是介于均衡区的临界点(均衡区就是正负迁出10万人)。东北一振兴,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一发展,又会转为迁入区,而且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很好,所以我觉得未来东北可以好好地做一些文章,好好地规划。西部地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向外迁移的人口增长的速度最快的一个区域。因为西部地区现在的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中部地区,这是中国人口格局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动。中部地区的计划生育虽然没有沿海做得好,但是已经做得不错了,可是西部地区做得很差,西部的大量的家庭都是好多胎的,我们去的时候七胎八胎的都有,人口增长得很快,现在它的人口大概是3.9亿,中部地区大概是3.2亿,总量已经超过了,关键是西部大量的人现在还处于生育期,出生率高,人口增长率高,这是第一个,可能它的迁出的增速会增加。第二个原因是随着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特别是中青年一代,对外国的信息越来越了解了,他们愿意通过劳动去致富的意向也越来越强烈了,特别是新的一代他们愿意出来了。所以将来要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培训,使他们作为有素质的劳动力向外迁移,减缓他们人口大量出来对中国城市化的冲击。如果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出来就只能从事低效率的劳动,拿低工资,那就是贫困,那么我们公共住宅的一系列怎么跟都跟不上。我们经常说在贫困地区少建一所小学,将来肯定在城市里边总体地就得增加一所监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觉得特别有必要呼吁推进这一过程。



转型之六:城乡差距的转型



      第六个大的转型就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将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我们首先将减少这种扩大的速度,而后逐渐减少这种U型的往回的倒走,然后减少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这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我想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做好信息工业化,推进非农产业就业的扩张,然后减少农民,使农民进入城市,然后要改革我们的一系列的制度,让他能够带眷过来,然后农村整个居民减少了。他把家都带进来了,不仅家里的土地会放掉,旧房舍也不要了,这些一起都可以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前提。只有农业规模经营了,农民才会去学技术。我种100亩地我去学技术,我种半亩地我为什么要去学技术呢?技术推进了,规模经营推进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再加上小城镇转型到位,公共服务提供到位,我想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曙光可能也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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