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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垣:中部崛起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作 者]      [发表时间] 2006-8-8

 

中部崛起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福垣


刘福垣研究员认为:



1、中部崛起不能追随东部,不能再分散地各奔前程,要实行崛起型发展战略,从投资拉动型、“三外”拉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内需拉动型。


2、中部各省要形成一体化的产业结构,首先是要给每一个城市一个准确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的事,是市场的事。


3、中部地区一定要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同步进行,提高农业的剩余价值率。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来谈一谈我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崛起?西边叫开发,东边叫振兴,我们中部要崛起。这个“崛”字大家都知道,你没有点声势,没有点速度,那就不叫崛起,是爬起来,是拽着别人的脚后跟走。我认为崛起必须是一种积累了多年的潜在的力量,像湖南的竹笋一样,破土而出。以巨大的声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东部的步伐,这才叫崛起。按照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中部崛起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战略,我给它叫了个名字,叫崛起型发展战略。我认为东部拼土地、拼劳力、拼环境、靠外贸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顶了。今年上半年,长三角、珠三角的那些表现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它是强弩之末,它的传统的道路的边际效益已经是负值。我在长三角工作过,在宁波任过副市长,我了解它,它其实在五年前就应该改变模式,就是说“十五”时期,它应该真正进行战略性调整,结果它还是常规调整,还是单打一地靠“三外”——外贸、外资、外企。即使中央不实行宏观调控,它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它2003年上半年的圈地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浙江我是比较了解的,过去都是企业征地,企业发展得特别快,但是地征不下来,很慢,可是2003年上半年出现了疯狂的征地运动,这个省圈的地是它城市建成区的3.8倍。问题在哪呢?我们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前20年特别是近10年,我们把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给搞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了,盲目地一个劲地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内开放,而我们中部崛起就是要补对内开放的课,不能再分散地各奔前程,想搭上东部面向海洋的车。


      中国去年的GDP136870亿,在世界上排队的话,能排个老六、老七,购买力评价可能是老四、老五,我们刚刚又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我们GDP70%靠的是 “三外”——外贸、外资、外企。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弱点,我们的链门,我们的短板,我们的软肋。所以欧美日,甚至巴西、墨西哥都跟我们开始捣乱,搞贸易摩擦。外资度超过70%,这是小国寡民的战略,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下去是相当危险的。日本作为一个贸易帝国,声势很大,可是它的进出口占GDP的多少?只有15%左右。美国也只有22%左右。日本GDP85%,美国的78%都是靠内需。外贸对人家来讲是捞钱的耙子,对我们来讲是送礼的碟子。我们的工人工作十几个小时才给五六百块钱,为什么?因为老板没有利润,只好从工人的工资拿走一块,这样的格局难道我们在“十一五”时期还要继续下去吗?五中全会建议我们要转变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本”是什么?是本国的人,还是外国人?我们还要学东边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告诉大家,我们提高的不叫国际竞争力,是提高给外国人送礼的能力,看谁送得多。广交会就成了我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战场,你卖80元,我就卖70元,最后人家8美金领走了。一个芭比娃娃,人家给我们15美分,在美国市场上是83美金。据有关人士计算,仅2004年一年,光消费品一项,中国人就为美国人节省了1000亿美金。折合成人民币, 13亿中国人每个人给美国人送600块钱的礼,美国只有两亿多人,那就相当于他们一个人拿了两三千。我们的劳动价值,甚至必要劳动都往外流,一个大国能这样下去吗?所以我们必须转变增长模式,转变发展观。要转变增长模式、发展模式,怎么转变?往哪转?我们要从投资拉动型、“三外”拉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内需拉动型。而现在谁能完成这个任务?是中部地区。我认为中部的崛起就是中国的崛起,没有中部的崛起,中国就要完蛋,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中部有这个潜质,有这个潜能,憋了20多年,现在要破土而出了。那么怎么破土而出?崛起的模式是什么?是分散,各奔前程,投靠各个三角吗?过去长三角、珠三角转移外国人的东西,现在长三角富了,然后它们不愿意干的污染的破坏资源的就要往中部转,我们就接,那我们干的就是过去所说的梯度发展理论。我们不能走这条路,不能给它当二传手、三传手,要打自己的特殊的牌。那么这个特殊的牌靠什么?就是靠空间来换取时间,中部各省同舟共济,形成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一定要把产业结构地区化,使我们的市管县的县市一体化,然后中等城市扩容,以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县级市成为自己市域级的一体化,然后是各个中等城市搞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够用空间结构的调整赢得20年的时间。


    这样,我认为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应该是没问题的。中部起来了,但是还超不过东部,那么再过5年,也就是说现在拿出20年的时间来,用倒计时的方法来解决中部的崛起问题。所谓“崛起”,是要站在东边西边的肩膀上起来,而不是叫人家给带起来。你是站在它的肩膀上,超越它的发展模式,那么怎么办?主要打内需,主要打消费,主要是要把中部地区的人的消费水平搞上去。我们穷就穷在自己不消费,猛往银行里存款。我告诉大家,现在在中国,存款就是存失业,存款越多,失业越多。因为给你的工资不高,结果其中的37%都放到银行去了,如果银行都转化为了贷款还可以,结果是银行放着一个82000的大存差。中国现在只有温州这样的城市,基本是存贷平衡的,可能还有点贷差。大多数城市都是存差,而存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大堆的产品卖不掉,卖不掉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就要失业。而我们现在要解决“三农”问题也好,解决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也好,核心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就业岗位。而就业岗位怎么创造出来?是靠“三外”创造出来,还是靠我们自己消费创造出来?这是一个战略选择。拉美走的完全是靠“外”的路子,所以经过20年的高增长,今天不行了。而我们现在一只脚已经陷到拉美的陷阱里了。我们要赶紧在“十一五”时期,按照建议的要求,把它拔出来,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以内需为主,那么谁来完成这个任务?谁来锁定东西,承东启西,使中国真正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靠中部的崛起。而我们现在都是对外的,整个中国,从封疆大帝到县太爷,都在那做“十一五”规划,这些做出来的“十一五”规划,我看了二三十个了,都是按照国家级的指标体系在这定盘子,都在那搞一二三产业,搞这个搞那个,最后搞的结果是我们的整个结构都是同构的。同构以后就没有国内市场,国内的七经八脉打不通,只好在那单打一地走“外”,所以拼命地降低价格。按照中国现在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相当多的产品应该说是有竞价权,甚至有竞标权的。但是由于自己家里的竞争,价格涨不上去,人家还说你廉价倾销。我们现在就没法提价,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地区政府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远交近攻。你升值到一块,那我九毛,在外国人面前就这么露怯。所以我们中部崛起不能追随东部,要有自己的行头。


      按照这个套路,要我来谈产业结构,那么我的观点主要是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琢磨自己的产业结构。要首先把我们的各个城市放到你所在的那个区域里边去考虑问题,先给每一个城市一个准确的功能定位。在本区域内某一个城市群里,或某一个地区,我是一个什么功能?突出自己的主体功能。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详细做什么产业政策,上什么项目,发展什么东西,我认为没有必要。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的事,是市场的事。整个“十五”规划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当时定的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现在眼看就要过去了,我们的GDP是超额了,但是战略性调整怎么样大家都有数。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不仅没调好,反而是全面逆转了,“战略性”三个字到现在是还没破题呢,所以我们不能不吸取教训。按照这次建议给我们规定的,重点要改革政府的管理职能,要把自己缺位的补上,越位的退回来。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的要素配置靠谁?靠市场。只要我们不设坎,不设绊,让要素能够在产品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流通,结构自然就调好了,所以没必要定那么具体的几大支柱产业,几大主导产业,上什么,不上什么,没必要,你就把你的城市主体功能定好。比如说特大城市、巨型城市,我认为就是要以商贸为主,要学美国,学香港,替别人卖东西,用脑袋赚钱,用知识产权赚钱。而中等城市要加速扩容,要商贸和制造业并举。中等城市的商贸也得布局,因为你要带县城。中等城市千万不要跟县城一样,不要和县城争项目,要给县城一些制造业的功能定位,你的重点在商贸,主导性的产业要占优势,然后在本地的县市一体化的情况下,再定自己的位,再跟别的城市一体化。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搞清楚。而县城现阶段的重点是要搞农产品的深加工工业,尤其是湖南。这次中央对中部地区的第一句话是要发展粮食基地、农产品基地,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我说你们是崛起型模式,这是从发展的角度说的。要按人均GDP计算,你们二三十年也赶不上东边,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东部地区是什么呢?是高增长低发展。GDP上去了,但是农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不但没有变,而且还在倒退。大家都知道,我们1981年大包干的时候,农业的户均水平是10.7亩,当时是1.85亿农户,现在是2.6亿农户,平均规模不到6亩。现在南北水旱大平均2934块钱的收入里边,大多数是打工收入,43%是打工收入,再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最后真正从农地上产生的产品连生活都顾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搞越漂亮,搞得跟欧洲似的,真正农业上,到现在除了城郊以外,没有象样的企业化的现代化的农场。江浙的农民真正富了是靠什么?是靠家庭手工业。所以中部一定要把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同步进行,不要抄他的那个模式。城市化就等于农业现代化了吗?我原来也认为农民一减少就好了,但是不行,光减少了,到现在减少的农民进不了城,他进了城,但是在城市里落不下,农村的地他还没放。湖南也好,中部也好,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怎么能够使农民真正放弃土地,真正使农村农场化,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给农产品深加工提高标准创造条件。所以将来不管谁占地解决不了这个,占多少地,地上有多少农民,你得有本事让他成为城市居民,而不是给个补偿费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宁可别干。我们现在已经把城市化搞成城建了,好多人脑子里头所谓城市化无非就是城建,就是城市化前面的那个 “城”字。现在好多人攻击我们,说我们城市化搞快了,占地太多了,实际上我们不是城市化搞快了,是城建搞快了,我们的城市化是搞慢了。城市化化的对象是“三农”,是农民要进城当城市居民。城市化的核心是那个“市”字。城市化是经济的载体,它不是个城建问题,它的核心是要化“三农”,另外它的核心思想是那个 “市”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最后的果才是那个城,叫化市为城,化农民为市民。如果我们中部崛起走这条路,首先走使农民改变社会身份的这条路子,我认为在20年内,超过东部是不成问题的。我增长的GDP超不过你,但是我的发展度比你高。什么是发展度?就是农业的剩余价值率。我们现在看谁发展了,就是看农业的剩余价值率高没高。我们到2020年要实现小康,什么是小康?就是衣食不愁,略有剩余。现在我们全国的平均剩余价值率是多少?农民的是负43%。你要把它从负变到正,然后还要有一点剩余才算是小康了。你现在就靠补贴小康,给钱小康,打工小康,那不是农业的小康,不是全面小康。所以说,我们现在保护来保护去,既没保护农业,也没保护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农村的生产方式不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那不叫社会主义。我们能不能赶紧把这种土地关系改变过来,如果改变不过来甭崛起,改变过来了我就敢说崛起。你宁波很富,浙江很富,人口城市化率是多少?按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人口是多少?所以说实现现代化不在GDP的多少,我们要绕过这个弯来,沙特阿拉伯人均GDP28000美金,它现代化了吗?妇女还蒙着脸呢。关键是生产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创造GDP,用什么方式来分配。关键是你要解决农民的社会地位,哪个省把农民的社会地位解决了,哪个省就率先现代化了。


      所以要我讲,我们的城市结构还是这么两句话,第一,不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定结构,要把自己的城市放在更大的区域里边,给自己先定好位,然后抓住自己的主体功能就行了。政府不要在那些具体的产业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中部地区要走自己的模式,不能单打一地对外,我们要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越小的地方,开放度应该是越大。比如说常德市,我出市的东西都叫外贸,不要以为出国的才叫外贸,我到了长沙也叫外贸。越小的地方,外销应该越多,越大的地方,外销应该越少。像全国应该二八开,就是说80%在国内市场,不能像现在是70%都跑国外去了,20%已经足够了,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换回进口的农业。然后省里头应该是三七开,像常德这样的中等市,应该四六开,一个县最好是对半。反正从地域,从单位看,越大的对外的量越小,越小的对外的量应该越大,我们现在正好是反过来,底下是自给自足,上边是全都依靠外边,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思路搞清楚了,那么你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招商了,咱们先把自己家里的事搞好了。比如说常德,你就先解决和长沙的关系,然后再去说和上海的关系,和外国的关系,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舍近求远,现在还不知道外边怎么样就走出去了,我们自己家里的开放度都不够呢,要把我们自己家里头先开放。开放这件事其大务外,其小务内,都得是开放的。我们光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那也白开放了。结果搭了钱,搭了功夫,搭了精力,最后弄得我们自己丰产不丰收, GDP很大,剩余价值都让别人赚去了。我们得有本事把我们的钱转化为资本,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机制, “十一五”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

(以上内容为刘福垣研究员在2005年10月22日湖南省常德市举办的“中部崛起·城市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城市网总编室姚敏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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